第283章 正国本(十九)连环计 (第1/2页)

“倘使策略得当，愚以为百年之后，天下将再无女真一族。”
　　
　　换了旁人来说这话，王家屏听了必定嗤之以鼻。哪来的毛头小子，如此大言不惭，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也就会轻轻巧巧说一句“倘使策略得当”，焉知要在这般大事上“策略得当”，其实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风险！
　　
　　然而，这话出自高务实之口，那王家屏就不可能不屑一顾了，而是必须认真思考其中的可能性、可行性。
　　
　　沉吟片刻，王家屏面色凝重地问道：“以日新以往行事之风来看，对于此事想必是已经有了通盘考虑了？”
　　
　　高务实平时惯以谦逊之态示人，但在关键时刻他却毫不含湖，面对王家屏这一问，他便正色点头道：“然。”
　　
　　王家屏立刻明白过来，恍然道：“你方才说，朝鲜建省之后有三件大事，现在看来这三件大事想必和你这针对女真的通盘考虑……一定也是互为表里的了？”
　　
　　高务实微微一笑：“自当如此。”
　　
　　王家屏往前方看了一眼，道：“离乾清宫尚远，日新不妨一一道来。”顿了一顿，又接着道：“此乃大略，其中想必也会有些碍难，秉政推行之人或也免不得要被一些人诋毁……不过无妨，如今我仍是首辅，若有骂名我可担着，如此不久之后你仍能放手施为。”
　　
　　高务实稍稍吃惊，忙想劝阻，但还没说话，已经被王家屏伸手制止。王家屏道：“我知你既然有了这番大略，心中一定也有将之顺利推行的法子。不过我方才说了，你已是我大明二百年来人臣之仪范，不该有一些或将伤及令名之污。
　　
　　家屏深受三代皇恩，并无勋功伟业却忝居首辅，原是一生之憾。倘若此番能在朝鲜归心、女真内化一事上于国家有所添益，实乃幸事也。日新不必多劝，只当成全，如何？”
　　
　　王家屏其实是隆庆二年的金榜，按照一般的习惯来说，不应叫“深受三代皇恩”，不过这也不是一定的，因为他嘉靖四十三年考中了举人，理论上来说已经是官身。既然在嘉靖年间就得了官身，说受了嘉靖的皇恩倒也不能算错。
　　
　　当然，这不是当下的关键，关键是他方才的说法。他话里话外其实都是为了给高务实“减负”，让高务实不要在意他王家屏的身后名，反而要为自己的身后名考虑——因为高务实是“二百年来人臣之仪范”。
　　
　　这句评价当然是极高的赞誉，尤其是它出自于一位非实学派首辅之口，那就更有说服力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传统理学一派如今在朝的顶级代表对高务实推崇备至。
　　
　　如此的认可与推崇，不仅仅是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很重要，甚至可能意味着传统理学一派已经认可了实学派的“道统”。
　　
　　自古文人相轻，让另一派的顶级文人承认你的道统，那是何等的大事、何等的难事！更遑论这位顶级文人还愿意帮你背下“污名”，以成全你这完美的“人臣仪范”，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他甚至还担心高务实不愿做出这等“违心之举”，因此反过来将此事说成是高务实成全他——这其中寄望之深，可谓是绝四海之水而不见底。
　　
　　“对南公如此错爱，务实惶恐无地……”高务实见王家屏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自己再多说一些套话已不可取，因此便道：“对南公若对来日有何关切，也请务必明示。不敢说事皆可成，但请对南公放心，务实必当尽力。”
　　
　　高务实这话说出来，倒有些让王家屏之前的话也变成了某种交易的一部分。但其实不然，以他们双方的地位、立场以及如今的大形势而言，高务实这话反而更像是对一场君子协定的默契回应。
　　
　　王家屏坚持的是传统理学，传统理学的集大成者为朱熹，而朱熹的理论最出名的自然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这里先不说其他几条，单说这个“天理”。
　　
　　朱熹所谓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而这些道德标准本质上便是封建时代对君子的要求。
　　
　　君子一词本无身份限制，文人、文臣虽然往往是大众认知中“君子”所在的主要群体，但其实上至皇帝、下至乞丐，人人都可以为君子——这里要顺便指出一点，西方人压根没搞懂君子的含义，因此对这个词的翻译最普遍的是“绅士”，即gentleman，这其实非常不准确。
　　
　　西方所谓的绅士，本身是有某种社会地位上的隐形要求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那除了身份地位之外，最不济也还有个财富要求。
　　
　　然而中国的“君子”并不要求这些，它最重要的要求自始至终都是道德，而剩下的几乎就只有才能了——这个“才”不必带上贝字旁。
　　
　　如此就有意思了，高务实最为世人公认的才干大致上有三样：治学，治军，治财。这最后一样，恰恰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与“君子”看似冲突的一项。
　　
　　传统理学一派的官员在当初高拱当政时期就有一种纠结，一方面他们知道高拱的才干以及他所做的事对大明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拱在用人时过分看重才干却忽视了道德——不是说高拱不重视道德，而是他们认为高拱用人时把道德放在了才干之下，处于次要位置，而这是他们不能同意的。
　　
　　于是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就出现了一种状况，理学派在很多具体事务上支持高拱的意见，但他们始终不肯归于实学派之中，非要把自己搞成“中立派”。
　　
　　他们陷入了一种纠结。对于很多事，他们发现实学派的主张对朝廷更有利，可是心学派的主张却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毕竟心学是“道德实学”嘛。
　　
　　这样一来，实学派往往能在具体事务中争取到“中立派”的支持，把各种改革推行下去，而一旦心学派被压制得几乎说不上话时，中立派又会站到他们一边，极力维护心学派的立身之基。
　　
　　由此在很长时间里，中立派成了一股“平衡之力”，无论实学派功劳如何显赫，无论心学派在民间、士林还有多大的影响，双方都不得不争取中立派的支持，最起码也不能把中立派推往对方一边。
　　
　　与此同时，皇帝也知道中立派虽然相较于实学、心学两派缺乏凝聚力，但始终会在内阁里给中立派留下位置，让他们能更好的发挥平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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