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正国本(一) (第1/2页)

“元辅所见深符朕意，着内阁核议具奏。”
　　
　　高务实的票拟“代王言”是如此写就，仅仅不到一个时辰之后，御笔朱批下达时也是如此写就。
　　
　　这便意味着在万历一朝已经持续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此时此刻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参与决赛的选手一共有三位，分别是皇嫡子朱常灏、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
　　
　　以上这个排名自然不是简单按照年龄来排，而是从儒家礼教之传统出发，按照三位选手各自身具之“正统性”来排的。
　　
　　正因如此，年岁最小、尚在襁褓之中，刚刚做完满月礼的皇嫡子朱常灏反而能排在第一位；年岁最长的朱常洛依靠年纪这一优势紧随其后；皇三子朱常洵则主要依靠母妃郑皇贵妃的圣卷而忝居最末。
　　
　　在这场决赛之中，原本不该有皇三子朱常洵的位置，但由于其母妃郑皇贵妃的圣卷，他也能成为决赛选手之一。
　　
　　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因素，与传统的母凭子贵不太一样，朱常洵是子凭母贵——前一章已经专门说过，大明朝正式的“皇贵妃”与寻常贵妃不同，她是“有册有宝”的，地位可以说已经被明确为“副皇后”。
　　
　　既然如此，理论上她的儿子自然就应该比除了皇后嫡子之外的其余任何妃嫔之子都要尊贵。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其实皇嫡子也属于“子凭母贵”。
　　
　　事实上，皇宫之内，天家之中，“母凭子贵”与“子凭母贵”这两种情况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皇后无子仍是皇后，但在某些时候可能因此被废；不过一旦有子，则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子，地位都将获得极大巩固，至少在大明朝还没有出现过例外。
　　
　　皇子诞生，其母即便原本只是寻常宫女，也几乎一定能跻身“妃”字辈，地位得到巨大提升；但倘若她原先地位太低，反而会连累其子的地位也很难提高，除非……如朱常洛一般，赶上了庶长子这个身份。
　　
　　之所以朱常洛与朱常洵在皇嫡子出身前各有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郑皇贵妃的“有册有宝”。抛开圣卷这个不能在立储问题上被朝臣公认的因素，郑皇贵妃本人在身份上力压朱常洛之母王恭妃。
　　
　　是的，此时朱常洛的生母依旧只是“王恭妃”，而不是原历史上万历三十四年之后被晋封的“贵妃”与“皇贵妃”。
　　
　　这句话这样讲可能不好理解，其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原历史上的万历三十四年，王恭妃先是被晋封贵妃，同年又被再次晋封，成了皇贵妃。
　　
　　在那个时空里，王恭妃晋封皇贵妃这件事，实际上意味着朱常洛的地位最终稳固——即便在此之前，他便已于万历二十九年被册封为太子了。
　　
　　换句话说，朱常洛成为太子之后五年，其母王恭妃才晋封贵妃、皇贵妃，母子二人地位至此拉满(毕竟皇后无过，不可能随意废后，况且朱翊钧也没这个意思)。
　　
　　这五年时间显然不是那么轻松度过的，明争暗斗还有很多，不过这与本书无关，就按下不表了。
　　
　　且说当前局势：王皇后与朱常灏母子，属于正统性拉满，背后又有高务实的支持，无论是从伦理来说，还是从朝中实力来说，都可谓是国本之争总决赛中赢面最大的一方。
　　
　　王恭妃与朱常洛母子是典型的母凭子贵，王恭妃本人在朱翊钧心目中的地位几近于无，朱常洛在母妃那里得不到任何一点有意义的支持，反而背负着不小的“负资产”。
　　
　　好在朱常洛毕竟占着一个庶长子身份，再加上朱常灏出生太晚，因此心学派早已经前赴后继在朱常洛身上投下重注，如果此刻放弃，则“沉没成本”未免太大，于是不得不咬牙继续支持，这就让朱常洛还有一点翻盘的机会。
　　
　　当然，除此之外朱常洛还有一点优势，即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比如皇帝突然驾崩之类。那么按照“国赖长君”的传统观点，朱常洛的继承正统性会临时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不过，具体有多大的提早则不好说，因为这其中有一些说道。
　　
　　“国赖长君”这个说法的出现是有原因的，而且还很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皇位的继承只以血缘远近来划分，只不过为了国家的存亡考虑，一般即位的皇帝多是年纪相对比较大的皇子，幼主继位不是不可以，但最好不要发生在动荡年代，亦或者权臣在朝之时。
　　
　　但是，“国赖长君”真正的只是简简单单地为了王朝的存续吗？
　　
　　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现代还是十分相似的，男女什么年龄嫁娶都是有一定规定，只不过现代社会并没有规定出嫁时间的上限，而在古代却规定女子出嫁年龄的上限，即多数时候女子十八岁必须出嫁。
　　
　　这一点甚至写进了法律之中，很多朝代规定是男子、女子如果不能在年龄允许的范围内结婚，那么就会受到处罚，而且是重罚，大明也不例外。
　　
　　同时，中国古代常常设有一个神奇的官位或者说机构，叫做官媒，换句话说就是官方媒婆。如果男女到年纪而不结婚，可能官府就会派遣官媒为男女保媒。
　　
　　到了这种时候，成亲就是强制性的，如若不然，家庭或者家族就会面临大量的罚款或者其他惩罚。当然，这种通常都以金钱作为惩罚的制度，一个豪富之家估计可以负担得起，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是决计负担不起的。
　　
　　何况，哪怕是这家人宁可损失这些钱财，但作为一个大龄女子在当时的社会能够出嫁就十分不容易了，始终不出嫁反而可能遭到社会歧视。
　　
　　嗯，在这一点上刘馨是有发言权的。只不过她长期待在高务实府里，社会性歧视难以出现在她面前，而她也足够有钱——即便从个人角度来说，她哪怕不算京华秘书长的薪酬，其也有着京华医药的原始股，区区罚款不值一提。
　　
　　说回正题，古代女子出嫁的时间比较早，那么男女双方之间孩子出生的年龄也相对来说比较早。由于生育孩子的父母年纪尚小，孩子的身体也注定不会特别好，因此大多数的孩子都会出现先天不足的情况。
　　
　　具体到天家，古代皇室为了稳固政权，大多数会出现联姻的状况，皇帝或者皇子们大多数都会与自己的舅父家的孩子成亲(注：大明不是)。
　　
　　这样一代接着一代，两家的血缘自然亲密，但也就很容易出现极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生育畸形儿或者孩子先天生理条件不好，这对于皇室的御医们的医术也是巨大的挑战。
　　
　　在京城之中，自然名医云集，无论是小儿病症还是妇科刀伤，都有擅长者，但是还是抵不住皇室皇子们一些莫名其妙的伤病。
　　
　　一旦年幼的孩子们染上了一些奇怪的病症，御医们往往是束手无策。比方说，同样是孩子染上了肺结核或者是水痘等病症，在现代社会问题不大，花钱就能摆平，甚至是提前摆平(疫苗)。
　　
　　但是，在古代可就不同了，哪怕是出生天家，也只能依靠孩子们自身的体质挺过去，如果挺不过去，那么也只能看着他们病逝。
　　
　　鞑清的康麻子之所以是康麻子，就是因为其幼年时就曾经出过天花，而太医院所提供的治疗方式也仅仅是外出避痘，避免传染其他人，同时尽量做一些滋补的汤药来保证玄烨的体力罢了。
　　
　　因此，在古代的医疗水平的情况下，幼儿的死亡率极大，不仅民间如此，皇室面临一些重大疾病之时，其实也没好到哪去。
　　
　　由于皇室为了子孙繁茂，所以皇帝一般成婚时间相对较早，更何况还要在未大婚之前安排一些试婚宫女伺候，因此生育的年龄也就相对来说比较早。
　　
　　而在这个时间段生下来的孩子们大多都很难活下来，只有皇帝在成年之后，生育下来的孩子才有更大的希望存活下来——算一算朱翊钧夭折了多少个孩子就知道，这里都不忍举例。
　　
　　如果皇帝和皇后的年龄足够大，那么皇子的年纪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因此除去那些先天夭折的孩子们，所剩下的孩子只有其中年长一些的，心智上会相对来说更加成熟。
　　
　　反之，如果继位的皇帝年纪比较小，无法独立处理军国大事，权力往往就会落在太后、权臣或者是身边宦官的手中。
　　
　　比如在汉朝初期，国家大一统刚刚完成，就因为刘邦去世而出现了吕后干政的现象。而在汉朝末年以及唐朝末年，宦官的权力飞涨，甚至到了可以主导皇帝废立的地步。
　　
　　至于在明朝，由于独特的内阁制度，权臣专权倒是不常见，但原本万历年间朝廷大权掌握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的故事也不能无视。
　　
　　试想一下，如果皇帝继位时的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比如至少二十几岁的年纪继位，那么皇帝既有雄心壮志豪气凌云，又基本具备了治理国家的才能，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干政事件的发生。
　　
　　但是如果皇帝的年龄较小，那么上面的三种干政情况随时可能会出现，或是其一，或是兼而有之。
　　
　　与此同时，幼主登基就意味着父皇已经丧命，这对于尚处于年幼时期的小皇帝来说也是心理上一个不小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其心性的养成。那就意味着也没人知道这位皇子在继位成为帝王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在成长过程中被身边的人教坏等等。
　　
　　反之，皇帝是一个成年人，那么执政思想和个人性格基本是固定的，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具备高度确定性”，这样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大臣、百姓都是好的开始。
　　
　　若干年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在选举国家元首时往往会有年龄下限的限制，其道理也正由此而来。
　　
　　当然，刚才说过，明朝由于体制独特，其在这个问题上具备一定的特殊性。
　　
　　其一，明朝在永乐之后基本已经不具备诸子夺嫡的某些先决条件，即亲王(皇子封亲王)掌兵的权力和任意结交大臣的权力。
　　
　　这两个改动使得皇子们在登基之前无法有效地培养个人势力，只能依赖其自身的正统性按照制度决定是否能够继位。若是不能，那就只能等着封王之国，当个富贵闲人。
　　
　　其二，明朝独特的内阁制度使得即使首辅也只是具备“有限相权”，同时还连个宰相的真实头衔都没有。这就使得在明朝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权臣，错非是特殊情况导致的特殊时期——比如历史上的张居正，那么权臣的威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话说回来，张居正那个“权臣”其实也很有水分，事实上他如果不能取得李太后的默许，且与冯保形成内外一体的攻守同盟，其权力本质上来说依旧有极大的局限。
　　
　　说得不好听点，李太后只要拉着皇帝下一道旨意，张居正也得和他的前任高拱一样当场卷铺盖走人，时效性之强可谓是“政治死刑，立即执行”。
　　
　　别说李太后了，就算只是冯保跳反，张居正也做不成事。正因如此，张居正才不得不多次包庇冯保。
　　
　　不是张居正不知道其中危害，而是他深知如果没有了冯保，他这个所谓的“吾非相，乃摄也”就不过是一句笑话。
　　
　　其三，既然皇室兄弟和权臣的威胁都解除了，那么按照中国历代的传统，就还剩下最后一个：外戚干政。
　　
　　不过……在大明朝说外戚干政，但凡读过五分钟明史的人都知道是纯属搞笑。
　　
　　关于这一点，首先要知道历史上的外戚干政是怎么形成的。
　　
　　就以公认最强大的汉唐两朝举例：汉朝的外戚都是什么档次的外戚？前期都是名臣之家，或者世家大族出身，比如霍家、窦家；
　　
　　后期虽然也开始选择普通人家，可是一旦成为外戚，立刻就会得到巨大的实权。比如说东汉末年的何进，他就从肉联厂老板一跃而为掌握天下兵权的大将军。
　　
　　唐朝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比如说贡献了大唐皇室最多皇后的家族是哪家？正是大名鼎鼎的太原王氏。
　　
　　这样的外戚家族有什么特点？特点就是本身实力很强，一旦身居高位，家族之中有大量人才可以安插进朝廷班子，一下子就能把朝廷大权给接掌过去，直接架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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