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章 言出法随(中) (第1/2页)

先生们果然守礼，因为不能留在宫中，在皇帝以此为借口拒绝参见之后便一同出了宫。次日原本并无大朝，但先生们仍然一大早便来到宫中，继续于乾清宫扣阙请辞。
　　
　　然而张诚却一脸赔笑地过去告知他们，说皇上已经按例去慈庆宫、慈宁宫问安，恐怕还需要一些时候才能回到乾清宫，请诸位先生稍事休息。说罢，又传了皇帝口谕，给先生们送来五把凳子，请他们落座，还非常贴心地送来了点心和汤品，甚至还准备了热茶。
　　
　　这个举动让五位辅臣认识到，此时的皇帝真的不再是十多年前那个一切惟高先生之命是从的少年天子，而是一个数次战胜外敌番邦的中兴之主，是一个智慧和手段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长君”。
　　
　　但这反而更加引发阁臣们的担心，因为按照眼下的情况，一旦两年后大明真的能一举击败察哈尔，这位皇帝必将被称为当今圣主，威加海内、一言九鼎。
　　
　　可是正因如此，皇帝对于内阁的无视，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让人忧心忡忡。尤其是申时行、王锡爵二人，他们的担忧几乎已经称得上无以复加。
　　
　　诚然，如今的大明颇有中兴气象，战争方面连战连捷，中枢财权日益坚实，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与那个人脱不了干系。
　　
　　高务实，这位大明朝廷唯一官方认可的六首状元，士林称颂的“天下文胆”，最年轻的部堂重臣，打遍南北西东无敌手的“第一文帅”，皇帝陛下心目中最具才华的能臣……以此次放权事件为契机，反而再一次强化了他的圣眷。
　　
　　他对锦衣卫的影响或许会有衰退，对内廷的把控或许也有弱化，可是自此之后，皇帝对他的信任反而变得更加坚定。
　　
　　这，不值得忧心吗？
　　
　　皇帝是天下万民的皇帝，是朝廷百官的皇帝，不止是某一个人的皇帝。如果皇帝将他的全部信任都放在某一个人身上，一旦这个人出现失误，亦或者起了他心，谁来纠正，谁来制止？谁来挽回？
　　
　　然而麻烦在于，高务实是文臣，他不是武将，更不是宦官。
　　
　　在大明朝廷里，官员们可以直白不隐地怀疑武将势大，可以肆无忌惮地抨击宦官专权，哪怕因为这两个原因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甚至颇为出格的举动，也都是可以被谅解、被淡化，乃至于反过来被吹捧的。
　　
　　可是对于一位文臣，这些做法都不适用，甚至应该说是不可以使用。文臣的忠心可以在私德问题上被质疑，绝不能在大义方面被质疑，否则就会被视为对整个文官集团的威胁，因为一旦文臣也可能背叛朝廷、意图不轨，那么文官集团赖以打压武将、打压宦官的正义性、合法性就被大大的动摇了。
　　
　　这种质疑，将是对整个文官集团的背叛。
　　
　　所以这一次扣阙陛见，阁臣们的态度都很一致，没有人打算质疑高务实的忠诚，即便是申时行、王锡爵二位，也只是欲以皇帝不信任内阁来作为请辞施压的理由。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类似的道理，居然在大明内阁的各位阁臣身上展现了出来。想要继续维护文臣凌驾武将与宦官的地位，达成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理想，这种不可置疑文臣忠心就是“必承其重”的重。
　　
　　对于是否接受皇帝陛下关爱辅臣的好意，诸位阁臣的态度非常一致。他们看也不看一眼，一个个如木桩一般站着，任凭寒风凛冽、飞雪扑面而纹丝不动。
　　
　　张诚不厌其烦地劝说着诸位相公，甚至收起了刚刚履新东厂提督的傲气，劝了这个劝那个，表现得真是相当敬业了。
　　
　　阁臣们不为所动，一开始还和张诚随意客套两句，到了后来甚至懒得开腔，极其一致的保持着令人揪心的沉默。
　　
　　此时的朱翊钧其实已经从慈庆宫到了慈宁宫——两宫虽然号称并尊，但慈圣太后毕竟原是先帝皇后，因此朱翊钧多年来向两宫请安的顺序都是先去慈圣太后的慈庆宫，再去慈圣太后的慈宁宫，今日自然也不例外。
　　
　　请安无甚可提，但请安之后，慈圣太后今日却把皇帝叫住了。先是命人给皇帝赐座，然后问道：“朝廷这几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哀家听说昨夜几位先生去乾清宫扣阙了？”
　　
　　“哦，不是昨夜，是傍晚时分。”朱翊钧向母后解释道：“不是什么大事，母后不必操心。”
　　
　　慈圣太后皱眉问道：“皇帝确定吗？哀家要是没记错的话，内阁全体扣阙这种事，自你继承大统以来似乎还是首次？”
　　
　　朱翊钧微微扬眉，道：“是首次又如何，天下事都会有个‘首次’的。”
　　
　　“皇帝有此信心，哀家也就放心了。”慈圣太后点了点头，但偏偏又道：“你说的这个首次，是不是还包括设立那个定南都护府？”
　　
　　朱翊钧看了母后一眼，忽然笑道：“母后对国事如此关心，儿子深感惭愧。”
　　
　　慈圣太后微微蹙眉，看着朱翊钧道：“非是哀家不顾祖宗法度过问国事，但设立都护府这样的大事，二祖列宗并不曾为之……”
　　
　　“母后，朕自然遵从祖宗遗愿，但天下之事恒变，而祖宗旧制未必能以不变而应万变，此事朝廷以有公议，亦成共识。设立定南都护府一事亦同此理，乃是时局更易之下的顺势而为。”
　　
　　慈圣太后听他把自称从“儿子”换做了“朕”，知道他是为了表明现在的回答乃是以皇帝身份来回答的，因此也不得不谨慎一些——毕竟大明朝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惯性极其巨大。
　　
　　即便她曾经“摄政”十年，但她心里很清楚：首先，她并非独自“摄政”，与她一道的还有仁圣太后；其次，她们的“摄政”更多是名义上的，实际主政之人先是高拱，高拱去世之后则是郭朴。
　　
　　因此，与其说是她们两位“圣母”是摄政了十年，不如说只是监护了十年。摄政与监护，这其中是有很大差别的，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拥有皇权的绝对“代理权”，而后者却只是享有皇权中具备象征意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真正的实权从来不曾由她们二位圣母掌握。
　　
　　这意味着，她们本身依旧不曾获得多少政治能力上的锻炼，尤其是她本人，数次略微加深了一下对政治的干涉，居然都导致了意外。特别是在用人、信人方面，她的数次失误严重影响了她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导致如今面对皇帝儿子时也很难再有过去那样的威信，能劈头盖脸对皇帝一顿教训，更别提勒令皇帝下诏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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