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 变化 (第1/2页)

政治问题是天底下最复杂的问题，它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人的身份，而且还和其他任何问题都产生相互影响的作用。
　　
　　如果把李如松的个性放在明初那会儿，其实并不显眼，因为在那个时期，以淮西军功集团为首的武将可以压着文官耀武扬威而不被质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将门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务实这样的文臣官二代(或N代)，他的处世态度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后果，了不起被人说一句刚愎自负，官场上愿意提携的他的人少一些罢了。
　　
　　坏就坏在他既是将门出身，又动不动就得罪文臣，仗着皇帝的宠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这种情况发生在这种时期，当真是神仙难救。
　　
　　以高务实这样的出身，敢于拿祖制开刀搞改革，也不敢轻易改变所谓以文御武的传统，原因其实很简单：任何居于稳定统治期的政权，都必然是文官政权。
　　
　　武将相对于文官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时期，通常而言要么是开国之初挟“打天下”之余威，要么是国家大乱之际恃“挽狂澜”之实力，从来没有在国家稳定时期出现武将集团控制国家的情况。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大乱将起。
　　
　　事实上，有明一朝虽然财政制度极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进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优秀的制度。
　　
　　众所周知，政治制度这种东西最关键部分就在于制衡，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处于无可限制的状况，都会导致国家全面失控，无论这种权力属于谁——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将。
　　
　　后世提到关于明朝体制的问题，总会中枢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其实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实际上则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真正执行过。
　　
　　事实上终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鞑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的行政权开始逐渐萎缩。
　　
　　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个国家在稳定之后各级官员的诉求，而不是什么皇帝昏庸之类的问题而导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会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吗？显然不可能，但鞑清的情况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员也不敢有这样的诉求。
　　
　　为什么？这个朝廷的官员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么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权？
　　
　　这种转移在景泰和天顺两朝基本完成，这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同时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于直谏皇帝，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对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的执行行政权力。
　　
　　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实事求是的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鞑清的统治者当然也没法一个人管理国家事务，但他们与大明不同，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派，团结少数派压制多数派，这个难度反而小得多——因为需要分红的人少了。
　　
　　他们死守着他的权力不信任汉族大臣，而鞑清朝廷里想争取权力的也就只有汉人大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种话，只能是李鸿章这样的汉臣才说得出来。参加“东南互保”的都是汉臣，满臣即便同意东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这就是明证。
　　
　　而明朝是“多数派”皇朝，皇帝身边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铁杆保皇党，所以文官大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如在景泰时，景泰皇帝依赖于谦；天顺时，英宗依赖李贤。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皇帝越来越难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权力意识的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而如嘉靖的大礼议、万历的国本之争等等，都是皇权与文官政权的冲突。
　　
　　此时，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确始终掌握着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决断权，但是平时的行政权力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
　　
　　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并不那么怕死。当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经常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
　　
　　不是作为个体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们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们也不敢违背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就是所谓“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
　　
　　高务实也不敢。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甚至是领袖之一，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名望和实力，却同样不敢在这一点上打马虎眼。
　　
　　他对武将的态度比绝大多数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但那是个人态度，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
　　
　　转回到皇帝，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却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是文官集团在万历朝变得比嘉靖朝更强大了吗？未必。事实上，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皇帝本人的思维。
　　
　　高务实当年看过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且不论其合理性与否，首先它们当时给了高务实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对其统治的影响。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当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径庭。而穿越者是一个久经世事知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小年轻，同样也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局限性，比他的生理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首先，他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够突破时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个人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处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局限了他的见识；再次，他受到了个人教育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是后天形成的，教育读书这种间接经验，也会严重影响其思想。
　　
　　对于明朝的土著皇帝来说，他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看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缚着宫廷中成长的个人经验，也让他严重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高务实发现，历史上几个偶然成长在民间的皇帝，个人能力几乎都非常强。
　　
　　最后一点，则是土著皇帝受到的教育也是传统儒家思想那套，他也基本上不可能突破这套思想的桎梏。
　　
　　嘉靖与万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继承大宗”入京为帝，而朱翊钧是由少年太子而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团给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这一世的朱翊钧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有了个高务实在身边，旁敲侧击地给他一些新思维影响。然而限于高务实的身份，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克制的。
　　
　　思想上的局限，会造成其行为的局限。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残疾，比肢体的残疾要可怕的多，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残疾！
　　
　　文官集团在道德礼仪、信息掌握、行政执行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方面，对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约。作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无所不能，其实是一个大号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信息是失真的，你决策的事项是高成本低效率执行的，你想做的变革和调整必须要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还要符合道德礼法的主流意识……
　　
　　皇帝们或许很少总结这些，但皇帝们一定能意识到一些，所以在原历史上，皇帝们都更喜欢用自己熟悉且相对“听招呼”的重臣。无论是嘉靖用严嵩，还是隆庆用高拱，亦或者万历用张居正，在这个根源上区别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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